编者按

　　德国哲学家卡尔·雅斯贝尔斯在《历史的起源与目标》中提出了“轴心时代”的哲学命题，认为人类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，中国、印度和希腊相继出现了奠基人类文明的“轴心时代”。每次人类文明遇到困难和挑战，都要回溯这一时代寻求破解之道。“轴心时代”作为外在视角，需要有更加本土的概念进行诠解。在中国，“轴心时代”的智慧在先秦诸子的思想创造中臻于成熟。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命题要求下，“诸子时代”命题的提出，有助于从根源上全面系统地探索早期中华文明的内在理路、知识体系、价值追求，从而实现与“轴心时代”的有效对话，推进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。本版将聚焦“诸子时代”，为进一步深化相关讨论提供交流平台。

　　作者：曹峰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）

　　给历史划分时代，是人类回顾和分析以往历史进程时常常使用的一种方法，由此可以凸显出不同的时代特征，设计出不同的演化进程，规划出不同的人类理想。例如古希腊人将人类的文明演化分为五个时代，分别是黄金时代、白银时代、青铜时代、英雄时代、黑铁时代，这是一个由完满无缺向混乱邪恶下落的过程。中国古代也一样，将上古想象成最完美的时代，之后越来越不堪，如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认为“至德之世”是最美好的世界，而后则是不断衰落的过程，这当然是为了通过历史塑造来展开现实批判；《礼记·礼运》所代表的儒家则想象人类先有“大同”世界后有“小康”世界，虽然也体现为衰降，但还是有希望的，这和儒家整体上对人类抱有信心相吻合。韩非子则反之，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，上古是有巢氏，只能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”，中古是燧人氏，已经懂得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”，所以当今之世一定比古代要好。《春秋》公羊学者也发明出“三世说”，认为人类历史是从“据乱世”到“升平世”再到“太平世”的不断完善的过程。战国时期邹衍的“五德终始说”和董仲舒的“三统说”，则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循环往复的周转过程。

当代国画《稷下学宫》。韦辛夷作

　　近代之后的西方，随着科学的发展，在考古学、历史学、哲学等领域都给人类历史作出了新的划分，例如考古学上的石器时代、青铜时代、铁器时代等，历史学上的上古、中古、近代、现代，以及狩猎采集时代、农耕时代、工业时代等，哲学史和思想史领域虽然大体依据历史学的划分，但也有其独特的解读方式，例如马克思推出了五大社会形态理论，雅斯贝尔斯推出了“轴心时代”概念，都对今人理解与诠释世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。当然每一种划分，都有其特定的立场和特殊的功能，即便马克思在推出五大社会形态之后，也意识到可能未必完全适应东方，因而又专门追加了“亚细亚生产方式”作为补充。不管怎样，每一种在历史上留下烙印的时代设定，都对人类发展作出了有意义的解释，并对那个时代的历史意识以及观念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　　因此，时代观念完全可以根据人类对于历史认识的调整而重新编码，其目的是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过去、创造未来。这些年，一个新的时代观念开始渐渐凝聚学者的共识，那就是“诸子时代”。与“诸子时代”近似的概念最先是冯友兰提出来的，他认为汉以后是“经学时代”，而在那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则是“子学时代”，时间跨度大约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，始于春秋晚期的老子和孔子，终于汉代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之后。其特点是诸子百家的兴起，私人著述的昌盛。毫无疑问，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灿烂的一段时光，也是足以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中国人痕迹的一段时光，作为中国人的精神故乡，文化生机的开掘、文化自信的保持、文化共识的凝聚，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时代提供了无穷的资源。

　　然而，“子学时代”这个名称还是有些狭隘，首先，这是一个为了与“经学时代”相对应而产生的概念，侧重学术思想的转移变迁，没有将其视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文明史概念。而如果使用“诸子时代”，则是以“诸子”为代表性标签，将那个大放光芒于世界的时代特征更为鲜明地凸显出来，所以这是一个类似“轴心时代”，但更具中国自身特点的概念。其次，“子学时代”只能仅仅涵盖春秋晚期到汉代前期四百余年的时间，然而“诸子百家”其精神来源于何处，“诸子百家”其影响又延续于何方，这些重要的问题却被遮蔽了。如果使用“诸子时代”的概念，就可以借助历史的视野，溯源展流，将这个时代的来龙去脉全方位地展现出来。??

　　这样的话，“诸子时代”在时间上将大大拉长，除了战国晚期到汉代早期这个黄金时段，还可以再向上延伸至“前诸子时代”，向下拓展至“后诸子时代”。

　　“前诸子时代”要回答的是，需要怎样的储备和铺垫，才足以出现诸子百家的辉煌。过去我们将百家争鸣的出现仅仅归因于时代的裂变，即周文疲敝、礼崩乐坏之后出现的观念革新、子学兴起。然而，时代变动只是外因，只是触发，思想的基因和种子，乃至思维方式、表达方式、价值判断、审美趣味都来自三代，尤其是西周以及东周的春秋时代。这段时间，因为文献稀少，加上后人的反复诠释，我们所能看到的传世文献难免加上太多后人的烙印，尤其是儒家的烙印。然而，现在历史给予了我们新的机遇，大量出土文献正源源不断地涌现，而且很多文献层次高、时代早，如清华简、上博简、郭店简等，给我们打开了许多不同于传世文献的窗口，为我们研究前诸子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材料。那些在诸子百家那里成为典型命题的道论、德论、心论、性论、命论、气论、名论、宇宙观、生成论、天人关系、神人关系、礼乐制度、伦理规范、阴阳五行、君道臣道等等重要问题，现在有了更为丰富的讨论空间。过去，诸子之学的兴起代表着王官之学的衰落，是一种普遍的认识，而出土文献告诉我们，战国时代未必只有诸子之学，超越诸子之学，对宇宙、历史、宗教、道德做出更宏大更全面思考的王官之学很可能依旧存在，对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《春秋繁露》这类集大成式文献的形成，无疑产生过直接的影响。

　　再来看“后诸子时代”，我们现在普遍的认识是罢黜百家之后，诸子时代就结束了，中国从此进入一味因循、没有创新、儒家独大、思想萎缩的时代。其实历史远远没有这么简单，诸子的思想理念、诸子的表达方式、诸子的批判精神、诸子的个性自由依然在传扬和延续，不然无法解释扬雄、王充、严遵乃至魏晋玄学等充满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思想现象。甚至到了东汉末年的王符，其《潜夫论》在思想主张与精神品格上仍然有意识地直追先秦诸子。所谓“潜夫”正表明作者是隐居山野、身在下位，与政治保持距离的“处士”。虽然汉末子学已不再是先秦“一曲之士”的学说，而具有鲜明的“一体多元”的特征，但其强烈的批判精神与现实关怀，仍然与先秦诸子一脉相承，为魏晋玄学开启了风气之先。

　　按照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诸子》中对诸子之书与诸子之学给出的定义，诸子之书是“入道见志”类著作，诸子之学是“博明万事”之学。如果依照这个标准去衡量，隋唐之前，中国士人虽然熟习儒家经典，但除了个别像韩愈那样坚守儒家道统，坚决排斥佛老的人之外，大部分人如创作《颜氏家训》的颜之推，通过会通儒释道，从而“入道见志”“博明万事”者比比皆是，从他们身上，仍然可以看到诸子风范的余绪。因此，即便我们把具有自由、独创、实用特征以及人文理性精神的“诸子时代”下推到唐代，也并不为过。

　　即便是似乎已经被研究透了的春秋战国诸子，依然有很大的深入空间，例如第一拨诸子和第二拨诸子在性质、话题、境界、影响上就有很大的不同。我们现在讲的“诸子百家”概念还是模糊了一些，“诸子百家”完全有必要再分出层次来，那就是第一拨诸子和第二拨诸子。第一拨诸子以老子、孔子、墨子、孙子四人为代表，他们都是春秋晚期战国初期的，当然他们著作的形成时间可能会延续到战国时期。这四个人是否有明确的“诸子意识”呢？还很难讲，他们作为诸子可能是被第二拨诸子塑造出来的。第二拨诸子以孟子、庄子、荀子、韩非子为代表，包括了众多的稷下学者，他们已经有明确诸子意识，就是要讲别人所不能讲，就是要求新求变，而且会有强烈的彼我是非意识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里面描述的正是这一场景，诸子百家在那里捉对厮杀，发生强烈的思想碰撞。这两个层次需要理清楚，第一拨诸子可以称为“非典型诸子”，综合性开放性更强一些，作为“六经”支与流裔的成分更多一些。第二拨诸子可以称为“典型诸子”，他们积极回应社会挑战，在思想上发生激烈的争鸣，展现出强烈的个性。这两个层次分开以后，目前的诸子研究又有很多话题可以开拓了。

　　再说一下王官之学和诸子百家的关系，这是个老话题，但学界关注的热情始终不减，可见这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命题，是诸子学研究绕不过去的门槛。说诸子百家出自王官之学，是“六经”的支与流裔，或者是时代的产物，可能都有道理。晚清到民国时期，需要思想革新，需要应对变局，所以有学者反对传统的王官说，提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思想发生大断裂以后，诸子百家才会蜂起。民国初年，社会正在发生大变革，所以这么讲会有很大的市场。此后很多学者实际上都持“调和说”，既认为“诸子百家出于王官”有道理，同时也赞同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挑战，诸子百家思想才蜂拥而出。我们有必要区分大传统和小传统，过分拘泥于王官之学的话，可能就会局限于小传统。如果有一官就有一官之学，那么岂不是一百个官职就有一百种学问吗？这样去认识的话，反而会变得支离破碎。应该存在着贯通各官、各家、各派的学问，可以将它称之为大传统。这种大传统实际上是隐含在诸子百家背后的共通的东西，不一定非在诸子百家之前。现在我们发现先秦其实没有那么明显的诸子百家之区分，它们之间思想的共通性，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，这一点因为出土文献等新资料的大量发现，得到进一步的证实。

　　举一个例子，例如黄帝之学，当年司马迁走遍中国的时候，发现“人人言黄帝”，虽然“其言不雅驯”，但是大家都讲，那就是黄帝之学。现在通过出土文献来看，这是可以得到印证的，像近年公布的抄写于战国中期的清华简《五纪》，可能就是黄帝之学的一种。《五纪》是一部大书，有130多支简，近5000言。此书的后半部分讲了一个黄帝战胜蚩尤、重整天下山河、为世界设定秩序的故事。其主要内容是宇宙论和天人之学，没有明显的学派特征。但看得出此书在当时一定非常重要，这么重要的书出现于战国中期，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当时有一些人，尤其是政治地位很高的人，在学习和研究这种贯通性的、全局性的、整体性的学问。这种学问很难说清可以归于诸子百家中哪一家，可能有阴阳家的成分，有道家的成分，也有很多内容是各家所共同尊重的东西，所以这是一个类似于《洪范》之学的大传统。我们知道儒家特别重视《洪范》，将其视为儒家理论的根本，其主旨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儒家的政治哲学。如果说《洪范》的原型真的是商代遗臣箕子和周武王之间的对话，那么在历史上肯定有一个传承的过程，而这种传承，我们在传世文献中已经看不清楚了。现在通过出土文献，发现了与之相关的不少东西，例如马王堆帛书《黄帝四经》，清华简《五纪》也可以置于这条传承的线路上。过去我们只注意个性鲜明的诸子百家，与诸子百家并行的整体之学，却因为各种原因被遮蔽了。其实这种高于诸子的整体之学一定是存在的，称其为六经之学也罢，《洪范》之学也罢，黄帝之学也罢，都体现着这个大传统。我们也可以称呼这个大传统为“帝道之学”。“帝道之学”关心的是怎样站在天下的角度去看待问题，这样的角度绝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一个王官。这是一种宏大的叙事，致力于对天地人进行重新整理，然后把它放在一个数字化的框架里面，加以格式化、秩序化，这种学问看来在先秦不少，与诸子之学同时存在，汉初的《春秋》公羊学以及董仲舒的学说就有类似的色彩。

　　可见，“诸子时代”是实际存在的时代，而非想象的产物。“诸子时代”有着相当长的时间延续，有着相当丰富的思想内涵。从模糊的诸子意识到明确的诸子意识，再到收束诸子意识于经学意识之下，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了漫长的过程。同时“诸子时代”也不一定排斥王官之学，这两者可能是并行不悖的。总之如果我们不按西方的框架来为中国思想史分期，就可以发现“诸子时代”是一种更为真切的、更为准确的认识，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文化做出更为贴切的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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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-08-02?11版）